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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在历史沉渣的轮回中捍卫马克思学说

本文作者:雨夜桂花2017-11-13 15: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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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新华视点官微没有忘记历史上的11月7日,但在林林总总的人和事里,它“慧眼识珠”地记起了“晚清名臣”李鸿章,这一天是李鸿章死去的日子。与新华视点官微迥然不同的是,我们记得这一天不仅是俄国伟大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日子,还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莫斯科保卫战红场阅兵76周年的日子。很明显,李鸿章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初心,抛弃纪念十月革命而缅怀李中堂,这胜似千言万语的举动足以说明官微人士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也反映了种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历史沉渣,在百年后轮回于我们这个必将被下一个百年回望和审视的大时代的某些荒谬与必然。

是否需要纪念十月革命,取决于新华视点官微人士所接受的情感和观点,这是他们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亦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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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和党的文学

文学艺术就属于意识形态,如同被人为制造的双十一购物节、光棍节这些社会现象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一样,而同样的11月11日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成立纪念日。因此,有些人割舍不下李中堂的背后,动机并不简单,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以对台工作为例,来稍加分析这种动机。经过近10年来坚持不懈的反独斗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这个观点,即我们之所以彻底蔑视龙应台及其虚无主义史观,是源于龙应台等蒋遗民一直在完全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果它们还配得上这种称谓的话——洗脑和支配下,丑态百出、漏洞百出、自命不凡、哗众取宠地诠释着它们自以为是的蒋家王朝乃“中华正统”、“文明顶峰”和“惨遭中共打压的历史真相”。

龙应台等蒋遗民之所以滑稽地以“中共建政”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却假装看不见自己装君扮国的小朝廷才是个丧家犬;之所以拿没来由的居高临下姿态执意自诩为“中华正统”,却假装不知道受孙文等革命党人影响而爆发的武昌首义是如何造反推翻正统的大清国建立中华民国;之所以靠坐井观天臆想的种种“优势”,如所谓“百国免签”来自证蒋遗民残兵败将比威权专制的大陆更讨“世界”喜欢,却瞬间鼠首两端地跑去APEC岘港会场,声称“要让世界看到‘台湾’”、“要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其根本原因是:盘踞在台澎金马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延续至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政治反动、经济反动和思想反动的资本主义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这个遗民社会扭曲的社会群体基础,构成了这个遗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法的观点、文化观念乃至于宗教观念的认识与行为基础。  靠剥削工农大众和无产阶级延续至今的这个反革命封建、资产阶级政治傀儡,庇护的是有利于封建家族、官僚买办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无论是参与了汪辜会谈的辜振甫,还是参与了国共领导人新会谈的连战、马英九,只要它们一天不与蒋民国及其蒋遗民小朝廷奉为圭臬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无论它们在两岸关系上作出何种花言巧语的煽情包装、宏大论述,都无法摆脱他们反动腐朽的机会主义小市民形象。因而,他们是断然肩负不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说得糙一点:你大陆要靠它们,它却只靠美日,那你还不如直接靠美日。

台独势力一直在跪拜殖民过它们祖孙三代的西方殖民主义“普世价值”,独台蒋遗民则把新中国和共产党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朝孙文资产阶级革命的“三民主义”路子上牵引和曲解。这实际上是新时代下,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又一直观案例。对这类荒谬三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实早已鞭辟入里地作过分析: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资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54页,下同)。”

——“……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信仁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  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

例如: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城市无产者和农民参加的革命。但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窃取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成果,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此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至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哈佛大学去年的一次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51%的人反对资本主义。只有42%表示支持;在今年10月由舆观调查网(YouGov)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进行的民调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在更喜欢在何种社会中生活这一问题上,44%的人选择了社会主义,42%选择了资本主义。正是因为私有制和它所造成的阶级对立,导致了人类社会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导致了个人只能从事于社会强加于他的、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的劳动,限制了人们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同理,资本主义阶级社会里的文学艺术,或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式,或表现为台湾省这种充斥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糟粕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殖民主义者交织的唯心主义形式,都公开、无耻、直接、露骨地制造了这些地方人们扭曲、自虐和甘愿为剥削者辩护的奇谈怪论文化。  

而无产阶级的文化,包括整个教育事业,正如列宁为1920年10月2-12日第一次全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草案中简明扼要点题的那样,“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362页)。”

相应的,“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地、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

所以,我们毫不在意反动阶级及其附庸阶层对其反动属性和反动生活方式的坚持,但这种坚持不能成为妨碍和阻挡先进阶级及其先进阶层实现先进理想的搅屎棍和绊脚石,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切先进阶级及其阶层必须毫不犹疑地予以坚决清除,坚决维护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而不可能对其给予什么“尊重”。毫无疑问,身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却匪夷所思追忆封建时代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李中堂,不过是重复百年前已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战并完败的各路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和伪无产阶级的先生们曾兜售过的沉渣文化罢了,既不能带来“告别革命”后的世界和平幻觉,也释放不了什么了不得的信号,无非是亲痛仇快、徒增笑柄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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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视角下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22年前,我曾经在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发表过一篇叫做《社会主义必将复兴于世界——从低谷到高潮的社会主义》的论文。彼时苏联解体刚过去4年,苏东剧变带来的后遗症还在持续扩散,黄皮美国人福山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则为西方标榜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和不战而胜论、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起到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一时间,资本家们拍手称快、弹冠相庆,资产阶级笔杆子们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许多正直的人们对此剧变也倍感迷惘,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真的已经没落,再难复兴。但很快,福山们的历史终结论就被中国的事实狠狠打脸了,试图给人类社会指点迷津的福山其实至今都没有意识到,他在2014年9月推出的“理论”补丁——《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产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依旧在重复着100年前他糟糕的前辈们早已犯下的逻辑硬伤。今日之福山,无非像10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敌们试图用巴黎公社的失败,来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一样,试图用苏联的最终解体来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并断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外在的,因而是一个政治骗局,造成了20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假象,诱惑了世界上1/3的人口进行了一场不成功的社会试验,给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人民开了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乌托邦支票。

22年过去了,已经有无数的有识之士从各个角度透彻地分析了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方方面面的原因。而福山当年迫不及待地昭告历史将终结在资产阶级把持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咄咄逼人的质问,再到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避讳而生硬重构、涂脂抹粉、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探究”,实际上并未超越其《政治秩序的起源》的水平,他在该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梳理与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相比,由于缺乏了唯物论、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骨骼,缺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骨骼,因而在宏大的叙事中把论点、论据、论证和结论搞得突兀而苍白,  比如张口就来的民主化和自由主义、虚幻的政治合法性、想当然编造的威权体制标签,以及鹦鹉学舌的自由民主自诩等等,因此,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被时代反复打脸。

归根到底,福山竭力论证和卖力构建的,不过是符合美帝国垄断资本家集团根本利益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意识形态逻辑。  现实绝非有些为福山洗地的人声称的那样,即福山在构建一个超越阶级属性和阶级基础的、同时受到“左派”和“右派”攻击的、容许在欧美日等国存在多样性、却完全否定新中国民主集中制并将其标签为“威权独裁制”的“自由民主制”,并深信只要确保上述多样性和动态性的存在,这种“自由民主制”就具有相当灵活的适应性,“如果有一天自由民主制陷入系统性危机,多半也是因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被一方的绝对优势打破。”一句话,如果说将12国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恩格斯足以在革命斗争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洞若观火、游刃有余,那么,靠编织变种中国崩溃论安生的福山,连中文的门槛都还没摸着就大言不惭新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则无疑是在一群充斥着低级趣味的粉丝中间矫揉造作、虚张声势。

十月革命胜利前的1913年,列宁考察了马克思学说在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以来所经历的三个时期里的命运。“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而自由资产阶级之害怕这一阶级独立动作,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匍匐于反动势力之前。  农民以封建残余的废除为满足,转到现存秩序方面去,而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社会主义和非阶级政治的学说,都证明是些无谓的胡说。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到第一时期(18481871年)  ,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终结时,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死亡下去。新诞生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至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时期(18721904年)  ……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已完结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尚未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地步。……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者的衣衫。内脏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他们懦怯地宣扬‘社会和平’(即是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叛阶级斗争等等。在充当国会议员的社会党人,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表同情地’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说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而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紧接着俄国革命发生的有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世界上决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亚洲恢复旧有的农奴制度,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里人民大众的英勇民主精神。……亚洲各国革命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同样是自由派的懦怯卑鄙的劣根性,同样是民主群众独立性所具有的特别巨大意义,同样是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鲜明分野。  ……1872年至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是永逝不返了(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真理报》第50期)。’”自1905年的俄国革命起,这是第三个时期 。1913年之后仅仅4年,十月革命胜利了,马克思学说在俄国得到了实践。

如今,时间又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百年来,马克思学说在世界各国、在各国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中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命运。比如,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在2017年11月1-2日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看法,另有18%的受访者态度“较为消极”。仅有9%的人积极评价共产主义。其余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  在俄罗斯,官方把纪念活动成功变成了左翼人士自娱自乐的例行集会,普京总统则将十月革命定义为“伟大胜利和不幸”(朱东法,《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百年集会亲历记》,2017年11月8日),而亲手葬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戈尔巴乔夫,却在2012年5月3日被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授予圣安德烈勋章,该勋章系1698年彼得大帝设立的俄罗斯帝国最高荣誉,1917年十月革命后被废弃,设立300年后的1998年被搞垮苏联的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恢复,仍作为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勋章。但俄罗斯民间的意识形态西化和俄罗斯官方从骨子里剥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正确标准,并未被西方同样从骨子里接纳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为资本主义政治正确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却被资本主义公开羞辱。  抚今追昔,品味这些意味深长的场景,真可谓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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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非少数煽动者的恶意

“……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一句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那么,真是资产阶级和黄色文人们张口就来的所谓“威权体制”,就让一小撮无产阶级领袖煽动了愚蠢的草民,就推翻了优雅的沙皇统治,就推翻了优雅的民国范儿么?吴敦义要求共产党回归到国民党的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来,郝伯村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公开叫嚣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可为何孙中山到死都面对着一个军阀混战、治外法权、四分五裂的中国?而自称革命的蒋介石到死都不得不面对共产党人的革命胜利呢?蒋遗民至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道理,马克思学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实早已回答了它们:“……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革命的各次胜利与失败,都使俄国人民获得了伟大历史意义的教训。……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列宁,《革命的教训》,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而“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因此,偏执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为“威权体制”,就像百年前质疑“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天问一样,本身就是一种脑子混乱到无可救药地步的表现。  

“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列宁全集》第31卷)。”

四、用无产阶级的软实力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只要花点时间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原著,都不难会心一笑:当下一切模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宏大叙事或咋咋呼呼,不过是一切基于私有制或超阶级空想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取消主义,且归根到底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因而也必然是反无产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历史沉渣在21世纪的浊流重现罢了。

它们有的化了点妆、抹了点粉、换了套马甲,但还是像极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考茨基,“完全以庸人的精神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看作是战争灾难所引起的一种精神恐惧”;“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到处都同他们的行动相违反。这种做法同不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以资产阶级神甫的博爱言辞来判断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样的,因为资产阶级的神甫老是起誓说,现制度是充满着基督教的理想的。考茨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取消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唯灵论的意义的‘利益’两字(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尽管考茨基曾经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斯坦进行过论战,但正如列宁尖锐指出的:“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斯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调和的,躲躲闪闪的。……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学说)》,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5卷,下同)”,例如考茨基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第3页就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这样提问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是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而考茨基的定义则是:“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显然不正确。自由主义者自然会讲一般‘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哪个阶级的民主?’  ”事实是,考茨基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像考茨基的弟子们百年后造谣毛泽东“好斗”的套路一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还有的人呢,则像伯恩斯坦一样,从另一个角度丑陋地曲解马克思学说。“伯恩斯坦在他的遗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  (即19世纪中期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思潮、以法国人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为代表的政治学说。布朗基继承了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密谋传统,主张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笔者注)(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  )。……伯恩斯坦企图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与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并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结论,曲解为“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列宁强调,“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  ,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证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前的“论战”并非反对伯恩斯坦,“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类似的荒诞逻辑,我们在当下一些高谈阔论中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感到似曾相识。

台独分子、独台蒋遗民和它们的西方主子及其伪独立宣传喉舌习惯于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制度优越感”中  ,就像民进党的“陆委会”发言人自以为重复一万遍,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小朝廷就真的成了“独立主权国家”;就像国民党的精致政客马英九,对蒋遗民的身份、言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像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柰,在中共十九大后拿“地缘政治”、“能源”、“贸易”和“美元”四张“好牌”的“软实力”来软中带硬地提醒中国人:“必须提醒那些宣称‘中国治下和平’来临、美国时代结束的人应该将这些潜在因素考虑进去。”

对此,中国网友秋月春风给出了辛辣的、被支持最多的评论:“美国最顶尖的政治学者,思考的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思考的不是人类的进步和幸福, 而是如何维持美国一国的霸权,而且是用它所谓的地缘政治——挑拨离间拉帮结伙、能源政策——垄断与投机炒作、货币政策——金融操纵与劫掠、贸易——践踏公平贸易规则的下三滥手段。这个国家不配引领世界,这个国家理应崩溃,这个国家的国民应该集体下地狱。  ”

这个评论,值得很多拿着公家薪水却官话连篇、不知怎么说人话、说通俗易懂的话、说自己话的事业编制智囊好好学学,也印证了盘踞在台湾省的,的确是个重度糜烂的反智、反人类的殖民社会。

马克思学说早就深刻论证过,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螺旋式进行的。“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像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党人’这一名词曾经使世界各国贵族胆颤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灭亡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颤心惊、深恶痛绝(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1927年11月6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十月革命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延续这样的论断:在当下帝国主义上演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各种下三滥把戏的灭亡时期,“十月革命”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胆颤心惊、深恶痛绝,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尤其不值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惊小怪。  

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  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列宁全集》第13卷)。”

如果因为一时的曲折而怀疑一场无数革命者为之流血牺牲、震动整个世界、启发了更多矢志为人类进步与美好不惜献身,并真切改变了20世纪人类社会面貌的伟大革命的必要性,那无疑是轻佻和无知的。无论从彼时俄国内外的社会条件还是从其后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看,都无法否认十月革命乃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动阶级社会进步、开创人类文明新局的正确选择。  十月革命百年的风云际会也提醒我们:在充满矛盾、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一旦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就难以在严峻的现实分析中体现出冷静的科学精神,抓住问题的核心并得出规律性的判断。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类天性的断语和类似清谈,既然要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那“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进并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一等的首要任务  (列宁,《白璧微瑕》,1922年8-9月,《列宁全集》第33卷)”。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明确不忘初心政治原则之后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从社会主义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都方得始终。

面对《社会主义必将复兴于世界——从低谷到高潮的社会主义》写完22年后的这个世界,我自己也很难说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这同样也是一种不利。“对于这种不利,我只有事先声明,请渴求真理的读者们注意(马克思,《资本论》法文译本序,1872年3月18日,《资本论》第1卷,下同)。”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复兴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为之献身的革命者永垂不朽,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为之献身的践行者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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